著名外交家章含之——谈口译
英语课
章含之《上海外语口译》要创刊了。俞恭庆主任邀我写一点小文章鼓励年轻一代的口译工作者。岁月无情，不知不觉中我已是“老一辈口译工作者”了。
我做口译主要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是个很独特的年代。当时虽然全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但是中国的外交却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转变。毛主席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打开了中美之间冰冻廿多年的关系。这一创举导致了中国外交全面的活跃，继打开中美关系、中菲、中泰、中马、中新等一系列的外交关系都随之出现转机，并先后与中国建交。
于是，外交成了全国人民举目的一个领域。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洋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在那压抑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人们感到了一丝清新的希望。许多外交活动的场面通过电视台或新闻简报进入了千家万户。于此同时，“翻译”这个行业也第一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口译。在一期期的新闻简报中，人们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的身边都活跃着一批当时外交部的年轻男女翻译。同样地，在仅有的几份报纸上，外交活动的照片中也必然会有翻译的身影出现在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伟人身边。这令无数人羡慕不已。另外，在七十年代，中央的领导赋予翻译很高的政治待遇，在报道领导同志会见外宾时都加上翻译、速记等工作人员的名字。因此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翻译的名字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多次出现在报纸上。要知道那是一个生活十分沉闷的年代，除了红色，没有鲜艳的色彩，没有真正的娱乐，没有明星，当然更没有今天的所谓“偶像”和“粉丝”。于是“新闻简报”那些外国女来宾五彩缤纷的服饰以及天天能出头露面跟随在中外领导人身边的翻译变成了那个时代十分抢眼的风景。我们这些翻译的名字也几乎家喻户晓。至今，五十岁以上的人记得我大概也是七十年代留下的印象。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些平凡的外交口译工作者使我们成了那个年代的“超级明星”。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期间，几乎每个人都关注着这个创造历史的事件。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八日上午尼克松总统从上海离境回美国后，周恩来总理给了我们大家一天假。于是我们结伴上街逛淮海路。没有想到我们一出锦江宾馆大门便一路被热情的上海市民包围。他们居然叫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进商店，店里的售货员也格外热情。这在当时没有“追星”现象的中国使我们颇有点不知所措。
这一切对于现在我的后辈同行来说也许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有一点我想对于任何时代的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光环下面口译工作的艰辛。七十年代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尤其是外国领导人来访几乎每周都有。因此我们的工作者几乎是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地循环不断。在外人只看到电视中我们的光彩照人时，也许我们已有连续廿四小时没有睡眠了。每一个不同国家的代表团来之前，我们都需要熟悉很多的有关情况。一天的活动下来还要参加内部的会议，还要整理会谈记录。周恩来总理那时真是日理万机，每天接待各种外宾之后还要亲自召开各种会议，而他总是把他亲自掌管的外交部会议放在最后，所以我们经常在午夜十二点之后轮到总理召集开会。当有外国领导人访问时，即使最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才得以休息，而第二天早晨外宾的活动往往九点就开始。那时候因为年轻，我们都能扛得住，只是觉得累，但一到会谈桌上，必须聚精会神，数秒钟的松懈都可能在工作中出差错。每次接待完一个代表团，我们期待的最大奢侈是放一天假睡大觉。那时候毛主席的起居习惯是晚睡晚起，接见外宾大都在四、五点以后，还经常在晚间。凡毛主席的会见，我们都遵守“主席指示不过夜”的原则，因此不论会谈何时结束，我们当翻译的都要立即整理记录，交付打印，第二天早晨应当送到每位领导手中。大约是1973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来华访问时，毛主席就是晚上会见他的。回到钓鱼台国宾馆经很晚。尽管白天忙碌于会谈翻译，但我们不能休息，必须立即整理会见记录。记得记录完成已是早上六点多。我们的房间正对着马科斯总统所住的十八号楼。因为总统夫妇笃信奉天主教，我们临时为他们建了一个做弥撒的场所。清晨时分当我们疲惫不堪地打开窗户吸一口新鲜空气时，正看到经过一夜休息精神抖擞的总统夫妇带领一帮部下出来做周末弥撒。而我们马上又要投入新的一天的繁忙工作。尽管已经廿四小时没有睡觉，但也必须保持头脑十分清醒。巨大的责任感使我们懂得任何的松懈造成的差错都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我想这才是一个口译工作者光环之外最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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